默默坚守 把好血库终端最后一关
(27)参见前引②，王贵松文。
每一个宪法上的国家机关都是国家要实现特定目的的产物，这体现了深刻的国家决断意志，因此国家机关的存在本身是优位于具体职权配置的，具体职权配置是向作为一种实质的国家意图承担者的国家机关提供服务的。根据享有分权和自治原则，间接国家机关可以是完全独立承担间接行政任务的国家机关，例如上级国家机关创设的下级机关或地方自治机关。
国家机构之间在宪法的整体法秩序上必须保持合理界限，必须尊重宪法赋予的不同国家机构的法律地位，从而实现国家机构在形式职能与实质目的上的整合。耶利内克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内，根据成文法或习惯事实产生的规范力，有一种创设机关（Kreationsorgane），而它的重要权能是创设另一种机关——间接机关。立法者选择了功能主义的标准，遵循实际需要，根据监察对象的多少、任务轻重而定。例如我国《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8条规定的一级政府派出机关均是以行政区域为管辖权设置依据。（二） 派驻组织原理的法律建构相比而言，学术界从党的建设，尤其是党内法规角度研究派驻监督及相关配套制度已经获得较为清晰的认识，制度已较为完备，而专门集中阐述派驻监督的国家法学原理的成果还不多，梳理也明显不足。
被监察对象行使公权力的合法性、廉洁性、公正性、合理性乃至公职人员的个人道德修养均被纳入监察范围中。第二，派驻机构具有明确的管辖权。吊诡的是，上述逻辑时常可以导向颇受欢迎的宪法解释结论。
另外，所谓宪法规定被制定、修改时究竟是指制宪、修宪进行的时间段抑或制宪、修宪完成的时间点，目前缺乏比较一致的认识。尽管如此，1982年全面修宪整体上更替了1978年全面修宪的原意。根据笔者的统计，1954年、1975年、1978年宪法原文与现行宪法原文的文本相似度分别约为0.5075、0.2252、0.4271。但就权威性而言，它毕竟不能与全国人大相提并论。
[47]田雷：奠定‘法制建设的基础——‘八二宪法与五届全国人大的历史行程，《地方立法研究》2021年第6期，第34页。[16]他们有可能就此进行了公开或私下的讨论，甚至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共识。
在尝试厘清宪法原意生成的时间终点之后，本文还将确定其时间起点。据王汉斌[56]对于1993年局部修宪工作的回顾，前一个是法定文本，后一个是工作文本，是为了便于使用查看。旧的原意之破皆可归因于新的原意之立。（一）宪法原意的全面更替在中国语境下，全面修宪是指宪法典在形式意义上的全面修改，它并非宪法典在内容上的完全改变。
直到2003年12月，中央国家机关方才正式开展这一修宪活动。[11]本文是在广义上使用宪法文本这一表述的，它泛指尚未生效、已经生效的宪法典、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改委员会是由全国人大成立的专门负责宪法起草的机构，它对于全面修宪工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经由1982年全面修宪，已成历史的1954年宪法得以部分再生。
翟志勇提出：同样的概念在‘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中的意思是不完全一样的。由于修宪和立法在主体上同构而且在时间上相近，《监察法》在原意上背离2018年宪法修正案的可能性不大。
下文分别以邓小平的两次讲话为例进行阐释。又如，作为老一辈的宪法学者，肖蔚云和许崇德分别著有《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22]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23]。
但在这一阶段，处于修宪舞台聚光灯之下的往往是起草者而非通过者。其中的后两种情形与相关个人之前述三种情形的后二者相同，在此不赘。这一点委实无须多论，但这里仍有适度强调的必要。毕竟，这部宪法与此三者皆由同一届全国人大的同一次会议通过，前后相隔至多数日，参与投票的全国人大代表基本相同。[5]言下之意，宪法原意最终固化于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二者对于1982年全面修宪时宪法原意的牵涉均具有典型性。
也有的认为该程序包括提案、公告、审议、议决、国民投票和公布等6个阶段。由于篇幅所限，下文主要研讨1982年全面修宪。
第二，时过境迁，相关个人为了应对社会发展，其对宪法规定的解读已不再坚持既有的修宪目的或者意图，此种解读无意回归甚至有意跳脱出制宪、修宪的历史情境。这一理论转向的主要理由在于：相对于起草者的原初意图，批准者的原初理解作为宪法原意明显更具正当性。
对于宪法本身的适应性和生命力而言，此种规范变迁是必要的。[43]为了表述的便利，本文对中国现行宪法之条文的援引以2018年的宪法修正文本为准。
第52条在宪法第3章国家机构中增加了第7节监察委员会，该节包括5个条文。在世界范围内，宪法原意之生成和更替的时间问题并非全新的课题。[46]参见注[34]，第6—7页。而一旦丢失了时间，宪法原意本身将不知所谓，宪法原意解释则无所依凭。
这距离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于2004年3月14日通过宪法修正案仅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较之于第六届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这三部立法则更有理由被推定为符合现行宪法的原意。
具体而言，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从无到有谓之生成，以旧换新谓之更替，更替乃是生成的特殊形式。
一方面，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1978年全面修宪来不及全面地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也来不及彻底清理和清除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左的思想对宪法条文的影响。由此观之，将中国宪法原意生成的时间终点确定为宪法文本的最终通过之时具有比较法上的理据。
[51]参见注[37]，第115—116页。谈及1954年制宪时的原意，他们至少追溯至共同纲领公布施行以后的历史。[1]宪法原意既包括与宪法规定严格对应的具体原意，也包括不与宪法规定严格对应的抽象原意。参见莫纪宏：法律事实理论视角下的实质性宪法解释，《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11、13页。
在中国的制宪、修宪过程之中，中国各族人民更有可能普遍关注宪法问题，集体表达宪法愿景。前者负责初步设计宪法（修正案）草案的文本结构，后者有权最终赋予宪法（修正案）草案法律效力。
但严格地说，此次修宪的蓝本只是1954年宪法的文本，至于该文本背后的原意，则由修宪者根据其本身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予以取舍。[58]具体的理论分析参见邹奕：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对宪法文本正当性和实用性的检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42—147页。
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120页。若非如此，宪法原意将总是变动不居，宪法原意解释也将徘徊和迷失在修宪的历史场域之中。
